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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怀念孙冶方同志

发布时间:2013-08-29

我和冶方同志相识是在1936年,我们是在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的。冶方这时已是知名学者,在上海一些进步刊物上,主要是在薛暮桥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刊物上,时有文章发表。当时上海出版有不少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的主编人,常在“功德林”、“觉园”素菜馆一类地方邀请撰稿人吃饭,一面吃饭,一面约稿,我也曾被邀请参加过这类约会。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冶方不在场,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同志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谨严,不轻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冶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分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引起我尔后对冶方文章的重视。这里顺便表述几句我对东莼同志的怀念。他和冶方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都下过苦功,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东莼同志翻泽的。当时他在文化界熟人很多,在工商界、政界中也有不少社会关系,因此在这些人中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他出了不少的力,做了很多的事。对当时象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帮我们做了许多我当时难以做到的事。而且他对地下党组织很尊重,凡我们提出的要求,如请他出席我们组织的集会演讲,到我们举办的训练班讲课,为我们办的刊物撰稿,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都很认真负责履行他的承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路青年会组织“五四”纪念会,他到会演讲,热情洋溢,说理透辟,语言生动,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欢迎,反应很强烈,说明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但彼此都很忙,一直未能畅叙。他去世时,遗愿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我也未能去向他告别。只有把他赠我的经过订正后再版的《古代社会》,好好保管,有时翻翻学习,借书思人,以表示我的哀思和怀念。 抗日战争时期,我到新四军做政治工作。1941年冬,少奇同志在去中央工作前,于苏北盐阜区单家港召开华中局扩大会,新四军二师由罗炳辉同志和我去参加。冶方这时改名宋亮,在华中党校当理论教员、教育科长.我们又见了面。冶方曾写过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强调要重视学习理论。少奇同志回了他一封信,登在《华中党刊》上,这就是那篇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少奇同志去延安后不久,约在1942年秋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迁到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华中党校也同时迁来,冶方也来到淮南。在1943年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成立淮南区党委,津浦路东、路西分别成立地委。冶方这时希望参加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到路西地委担任宣传部长。我们部队这期间有时在路东休整,有时去路西作战,我和冶方经常能够见面。我的印象,当时不论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是在部队工作的同志,对“宋亮同志”都是比较尊重的,认为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我们的好教员。 全国解放后,我在华东财委工作时期,又有机会能和冶方在一起工作,这是很愉快的。大区撤销后,冶方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统计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见解,在实际工作上也做了不少扎实的事。以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专心致志结合中国实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他多年来刻苦钻研所积累的理论素养,结合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问题,就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在一些会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发言,比之三十年代,这些文章和讲话内容更具有分量了。 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都未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是在内部印发。其中有好几篇是事先送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是我鼓励他印送给领导同志的。当时我在科学院工作,五十年代,经济所的党组织归科学院党组领导,而在六十年代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所的党组织,都归中央宣传部领导了,这是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中宣部同意而作这样改变的。虽然我和冶方在六十年代后已无工作关系,但因熟悉而又比较意见相投,因此,他在这期间写的几篇重要文章,都送给我看并征求意见。孰知到1964年后,他的这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选登在《内部未定稿》上)却被陈伯达作为批判的对象,并判定冶方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又根据这些文章把冶方“封”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给冶方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等等大帽子,而且把冶方关押了七年。“疾风知劲草”。就在这样的高压逆境下,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据理力争,即使在牢中,也不屈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1975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后,冶方这时被“解放”出狱就医,我们又见了面,彼此都感到久别重逢的欢愉。他的身体虽已衰弱,但精神状态很好,好象从未经历过什么厄运似的,如常叨叨絮语。这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对大局的忧虑,彼此都心照不宣,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错,是毫不含糊的,并表示了要继续研究这些问题的决心。在“四人帮”垮台后,冶方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名誉。冶方就更加放开喉咙说话了,“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等许多重要文章,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逐一公开发表了。他以往未能公开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讲话稿,用冶方自己的话:“因祸得福。”因为要作为批判材料,登在《内部未定稿》上的那些文稿,又亏冶方在上海的一位老战友,冒险保存下来,因此未被销毁,而又能重新印出。这就是冶方在1979年出版的那本《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之后的一些文章,又于1982年印出一本《续集》和《续集》修订本。冶方这一时期精神焕发,老而益壮,几次到外地参观、讲学,多次出席学术会议发言,又整理他多年研究的旧稿,还就当前的实际问题著文发表意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忙。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几位得力助手,他说已找到了几位,所里对他也很关怀支持。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他的健康状况日趋衰弱,以后就检查出有癌症,住进了医院。我在安徽工作时,每次回京开会,都要去医院看他。他很乐观,明知有不治之症,也毫不放在心上,仍在病床上思索如何整理他的旧稿,对老战友来见,仍健谈如昔。一直到1982年冬,他的病情恶化,关心他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都想去医院见一面,去的人很多。我这时已回京工作,因忙来去。他可能巳觉到自己为时不多,向其亲属提出,怎么劲夫未来看我。我听到后,急忙赶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已不大能动,但很感情地把一本新印的《续集》送给我,并坚持象上一本那样,要在扉页上写上要我指正几个字,签上自己的名,写明日期是1982年12月27日。他的手在颤抖,但写的字,一笔不苟,写得如往日那样端端正正。这一情景,十分感人。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与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虽难说是知交,但确是一见面就很谈得来,而且可以谈一些知心话。我对冶方不仅看成是益友,而且认他是我的良师。我半路出家搞经济工作,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问题,是从冶方的著作和言谈中,受到了许多教益而加深理解的。冶方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上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造诣很高,具有真知灼见,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独到的见解,他自己曾说,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这当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同时也反映他的谦虚。因为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对不少重要问题发表不少创见,不是人云亦云,而能做到“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结合实际的本身,就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定的创造性见解。因此对冶方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要请专家们实事求是地经过科学论证,给予应有的评价。冶方有些未印的遗稿,我没有都看过,已印出的文稿,读得不全,体会也不深,因此说不出很多见解。但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织,在冶方逝世前不久,正式宣布,冶方是模范共产党员,我十分赞成,并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因为在我和冶方四十多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感冶方在许多方面是我要向之学习的典范。 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冶方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结合中国实际,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我所说的创见,有的是别人未提过的,有的是别人也提过,而以冶方提得最早,或属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提出的这些创见,有些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久就受到批判和折磨,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如计划经济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生产资料也属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规律一样对之起作用。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把它的商品从价值上分为C、V、M三个部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冶方把C、V、M用之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把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价值上分为三部分:C是物质消耗,V是活劳动消耗的报酬,M是剩余产品,社会主义也要多创造M,即扣除物质消耗、活劳动消耗的报酬后,要多创造出剩余产品,社会主义才能日益富裕。贯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是什么?要不同于政治教科书,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于哲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总产值”不能成为指标体系的中心环节,用“净产值”在计算上也有困难,“净”而不“净”。冶方认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他说:净产值和利润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后者比前者多扣除一个工资只有更“净”了些(净产值是马克思公式中的V+m,利润只是m中的一部分),因此,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他也知道用利润考核有许多复杂因素要解决,如价格要合理,级差地租要征资源税等,但他认为不应迁就宏观经济上的现实情况而不前进,而应逐步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他和我面谈时,还提出“牵牛鼻子“的想法。这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有些关系未理顺,这个“牛鼻子”不大好牵。冶方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具体运用到经济领域,主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是大权,应高度集中;而属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事,是小权,应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有自主权,具体地说,他一直反对折旧集中,认为应留给企业。‘后来又主张提高折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要不断更新换代,反对复制古董,这都是很有道理的。我后来向他解释,可以集中一部分调剂,因有的企业有病无药钱,有的企业无病有药钱,但我很同意冶方的观点,不能把折旧基金看成是财政收入,不能挪用于搞基本建设,而仍应用于搞老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冶方还有许多重要观点,如重视流通领域问题、积累率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等,就不一一列举了。象这样一些难得的真知灼见,竟然遭受批判和戴上那么多“帽子”,冶方一直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甚至感到好笑,如批他“最小……最大”,是不要政治挂帅,否认阶级斗争。冶方说:我觉得很好笑,我想,不讲最小最大,那么能够倒过来讲最大最小,以最大的耗费来取得最小的效果吗?冶方对他自己的正确观点,一直坚持到底,毫不退让,这不仅说明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为着维护真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对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同时也说明,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掌握到手,有真才实学,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是一位道德、文章两皆高的杰出经济学家,他的品德风貌,形象是高大的,他的学术文章,是光彩夺目的,他在“立德”和“立言”两方面都是很杰出的。冶方的文章和讲话中是不是也有错误呢?他对这一点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曾几次指出自己的错误,说他曾受到过“左”的影响,反对过让企业利润留成,也不赞成搞奖金。他很诚恳地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他在逝世前的文章中,在和去看他的同志谈话时,一再要求经济所的同志和经济学界的同志,对他的文稿中还有哪些错误,恳切希望提出批评。这说明冶方不仅在坚持真理方面是典范,在修正错误方面也是典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冶方还有一些创见,属于学术上有待探讨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他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社会主义存在两种所有制时要起作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两种所有制不存在时也要起作用,按他的话说,那时是更高的社会化大生产,凡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价值规律就起作用。这是属于探讨性的见解,可以进行讨论的。至于他对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见解,也是属于探讨性的,是一时难以定论的,他并不要求别人附和而且主张存同求异,欢迎和大家共同探讨,这反映冶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属于探索性的科学问题,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的。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冶方于1923年就参加共青团,去苏联学习过,属于我党建党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我的前辈。但他在革命经历中,几经坎坷,几次挨整过。经过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生活的锻炼;经过炮火纷飞中的战争生活的锻炼。他一直倾心于理论研究,在工作需要时,即服从组织分配,参加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和经济实际工作。对职务安排,从来毫不计较。至于个人生活一直很俭朴,从来未计较过待遇。他遭遇过多次折磨,但从来末听到他有什么怨言和牢骚,一直精神爽朗,也从来未见到过他垂头丧气。他总是乐呵呵地、劲头十足地在钻研,探索,到了他构成有根据的看法时,他就发声说话了,著文印发了。想的是如何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有利,而从来未有考虑个人会有什么后果。即使在遭受挫折后,也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挫折似的。对事不看风,对人不看势,我行我素,直来直往。既不迎合,也不拉扯。平易近人,热诚待人。只有人亏待过他,从未听说他亏待过别人。从冶方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境界,是纯真而高尚的。他的精神风貌,象水晶那样透明,朝霞那样灿烂。和冶方相处,在可亲中令人可敬,在平凡中显其伟大。因为他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经过长期磨练,看不到他还留下什么私心杂念,只有一颗赤诚的心。他是名符其实地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尚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三是战士兼学者的典范。冶方的治学精神,刻苦严肃,他研读经典著作,十分重视原著。他能掌握外语工具,是其方便条件,他对翻译的书籍,一遇含义有疑之处,一字也不放过,要查阅原著,有时还要从几种外文对照,以求准确。为此,他改正了好多翻译不准确的字句。至于对原著的精神实质如何领会,各个人是有不同的,冶方是力求读懂,符合原意。在我接触到的学者中,我认为冶方是对马、恩、列原著真正读懂的一位,我自己就深感有许多地方没有读懂,一有机会,就想向冶方请教,而冶方确实比我懂得多。真正弄懂,还在于用,而冶方结合中国实际,是运用得比较好的一位学者。他不是在抄书、述书,而是在用书,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确实做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前面已提到一些。因此,冶方不是述而不作一类的人,一而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冶方这位学者,首先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他是为革命而学、而用,他主要是用笔来作战的。冶方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学者,更重要的,首先他是一名战斗英雄,在再大的压力下,他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表现出他不仅是坚强不屈的战士,而且是无私无畏的英雄。他的模范事迹,和许多模范共产党员有共同之处,但又有他独特之处,这一独特之处,就是冶方是具有重大学术成就和很高声望(在国外有些国家,他的声望比国内还高)的学者——这样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很有学问而又有很强的党性,在这一点上,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冶方逝世后,我很赞成一些老战友和经济学界的同志、朋友们,举行冶方经济学术讨论会,举办“冶方奖励基金”。冶方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研究、发扬。冶方的道德风范,为人师表,更应受到我们的尊敬学习,尤其希望青年一代,要以冶方为榜样,好好向冶方学习,为我们的宏伟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冶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拉杂追叙一些往事,表述一点粗浅看法,以表示我对冶方的哀思和怀念。 (1984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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