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维中：我亲历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

我亲历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41年

作者 | 房维中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在这 41年中，我经历了国民经济从发展、稳定到比例失调的多次反复，坚定了稳步前进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信念。我还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树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念。

1952年，我进入国家计委工作。先在办公厅编译处工作，开始接触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陈云已从苏联访问回国，留下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的第一个五年建设项目。我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三本书中有关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学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资料和编辑计划经济动态。1955年1月，我编写了一本《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小册子，由学习杂志社出版。

1955年3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完成。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时候，我才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全文。根据上级安排，我作为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梅行的助手，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负责人邓力群一起，参与起草李富春在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起草组在中南海中办楼上办公室集中办公，住在中南海，不回家。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向他们学习怎么写文件。

1955年9月，根据国家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编写了一本《第一个五年计划解说》的小册子，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通过，接着就发生了批判右倾保守主义，要工业生产和工业、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加快速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盲目地扩大了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了55％，结果，多招了人，多发了票子，造成物资分配、市场商品供应紧张，财政出现了赤字。1956年夏季以后，周恩来、陈云发现了问题，提出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1956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国务院研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周恩来提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陈云也提出，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央定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这样，“一五”计划的执行没有出现大的冒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不久，根据中央指示，国家计委就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1955年8月到1956年6月，提出了多个方案，不断地修改。最后，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并经毛主席同意，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和计划的框架基本定下来了。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第一副主任张玺正在苏联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济援助项目，周恩来要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负责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文件，由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陈先协助。在讨论时，我也参加了，地点就在薛暮桥家里的客厅。接着，周恩来又指定邓力群负责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梅行和我参与了起草工作，陈先提供情况说明和数据，在讨论修改时，薛暮桥和张玺也参加了。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周恩来所作的报告。

1956年中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在“大跃进”中进行了多次修改，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经过三年“大跃进”，从“大办钢铁”发展到无数个“大办”，丢掉了农业。三年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40％，造成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银行现金投放过多，出现了通货膨胀。1962年农业生产总产值低于1956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甚至不到1952年的水平，不但人民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生活水平还明显降低了。1960年提出调整，但没有真正下决心，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才下决心调整，使得调整时间延长到1965年。于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加上了三年调整时间，到1965年，全国经济走上了正轨。

1961年，我随同梅行加入了由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1961年6月，邓小平要求搞一个类似《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工业企业文件，于是成立了两个调查组，调查国营工业企业。李富春率一个组在北京调查，马洪参加。薄一波率一个组到沈阳调查，邓力群、梅行和我参加。在沈阳调查后，草拟了一个题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比较简单的稿子。后来根据领导的意见，同马洪一起进行了多次修改，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70条，简称《工业七十条》。1962年3～4月，在邓力群的带领下，我随同梅行、马洪等同志一起整理周总理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讲话。1962年6～7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随同梅行在邓力群的带领下，起草国务院财贸办向中央提出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8～9月，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由邓力群、梅行、许明和我，起草《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

在这些工作中，我向邓力群、马洪、梅行等学习了怎样分析形势，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文章的逻辑、叙述和说理等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

从1966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从1964年开始酝酿的，原来的方针是搞农轻重，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主席改变了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农轻重改为重轻农，把准备打仗放在第一位，重点搞三线建设。于是计划有了个180度大转变。

1965年，中央成立了“小计委”，由余秋里、林乎加、李人俊、贾庭三等人组成，直接由周恩来领导，着手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我被调入“小计委”，参与内部讨论和文件起草。经过多次酝酿，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向毛主席汇报后做了修改和调整，并征求了各大区的意见。9月中旬，“小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草稿）》。

1965年10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汇报提纲。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林彪提出三线建设要靠山、分散、隐蔽，把大量的工厂建在山沟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第三个五年计划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正式计划。

1969年国家计委干部除少数留机关抓生产外，都被下放到湖北省襄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只留下三十几个人组成计划起草小组，在余秋里的领导下起草1971—1975年的“四五”计划。我参与了计划的讨论并根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修改。1970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原来准备把“四五”计划纲要提交会议，但由于会上出现了新问题，“四五”计划纲要只作为参考文件印发给与会同志。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周总理的领导和指示下，国家计委从1972年到1974年多次修改“四五”计划指导思想和指标，把备战放在国民经济首位的提法改为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首位。

由于“文革”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企业思想混乱，管理不严，纪律松弛，无章可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抓住时机，着手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且提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的建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73年2月，由我执笔为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草稿，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以纠正工业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会议期间，全国除上海市代表外，都赞成这个规定。“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坚决反对，以致文件被搁置起来。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制定，分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召开务虚会，着手制定十年规划纲要，包括第五个五年计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同时提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二十条》，准备提交全国计划会议。

“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停止执行。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先是抓铁路整顿，之后又抓钢铁工业整顿，迅速收到了效果。1975年6月，邓小平说，光一个一个解决问题不行，要通盘研究工业问题。国务院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召开了将近两个月的务虚会：一是拟定了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我参加了规划纲要的讨论；二是拟定了《工业二十条（草案）》。

《工业二十条》的起草过程是这样的：

由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谷牧负责，在国家计委成立了一个起草小组，由我牵头，王忍之、桂世镛、陈斐章等同志参加。于1975年7月25日写出第一稿，经过讨论修改，8月17日写出第二稿，报送李先念。8月1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第二稿。邓小平说，文件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代替《工业七十条》。针对文件内容，邓小平提出要增加质量第一、责任制等内容。根据邓小平的意见，8月22日改出了第三稿，增加为20条。8月31日，国务院讨论，纪登奎从外地考察回来提出了意见，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不行，没提起纲来，关键在党。根据纪登奎的意见和各地反映的情况，起草小组用了两天时间，于9月2日改出了第四稿，增加了“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2条，去掉了几条，共18条。

18条锋利之处在于：指出少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有的甚至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有的领导班子是坏人掌权，利用职权、胡作非为。这些单位长期得不到改变，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整顿企业，首先是整顿党的领导。

9月2日当天，把第四稿送给了李先念、纪登奎和谷牧。9月3日，纪登奎同起草小组说，这18条太厉害，不要拿出去。10月8日又修改了一次，增加到20条，把锋利的话去掉了一些。

《工业二十条》8月22日稿，曾在国家计委召开的20个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过论过。《工业二十条》10月8日稿，曾在12个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讨论过，受到普遍赞扬。到了11月，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情况发生了变化，李先念、纪登奎决定，《工业二十条》不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李先念再次声明，《工业二十条》征求意见稿，有些错误，原来的稿子不要再传了。《工业二十条》就这样被尘封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批判“四人帮”最厉害的18条，被王洪文拿到，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印发到全国，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加以批判。“四人帮”把它公布于众，使大家知道，18条不是什么毒草，而是香花，“四人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兴高采烈，急于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1977年4～5月，华国锋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从现在到2000年还有23年，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得加油干，石油部门要搞十来个大庆，各个工业部门都要向石油部门看齐，都要提出自己今后23年的设想。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重申，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同时提出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我作为中共十一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1977年9～11月，政治局先后听取了电力、煤炭、冶金等部门的汇报，煤炭部门提出2000年向20亿吨进军，冶金部门提出20世纪末拿下二十几个鞍钢。华国锋说，看来有希望了，要求国家计委准备，给政治局讲一下，怎么把速度搞上去。在余秋里的领导下，国家计委对今后23年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我组织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同志起草了《关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23年设想（汇报提纲）》（简称《23年设想》）。1977年11月，向政治局做了汇报，得到了肯定。根据这个设想，国家计委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交1978年2～3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23年设想》和《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当时受到了称赞，但起到的效果是不好的。国家计委是综合部门，对当时的经济情况没有搞清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搞23年规划，而是先调整经济，调整好了再搞长远规划。国家计委在2月向中央汇报的提纲中曾经有过调整经济部署的提法，当华国锋不同意提调整经济之后，国家计委没有坚持，也没有深入研究下去。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1978年3～4月，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团长林乎加，顾问段云，我和高修为副团长。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了26天。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汇报概括了日本企业的特点，以及日本能在战后取得飞跃发展的三条经验。这三条经验是：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外国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代表团建议：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资金过剩的情况，扩大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同时，进口一批装配线，用外国的零部件装配成品，用于国内需要或出口；在一些地区搞来料加工，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改革外贸体制，改进计划工作。

图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方面的合影

（左四为房维中，左六为林乎加，右三为高修，右四为段云）

1978年5～6月，中央派出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欧洲五国。代表团回来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建议扩大向欧洲的国外贷款和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中央要求国务院开务虚会，讨论怎样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企业管理包括的工业管理、计划平衡、出口贸易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引进规模越来越大。

1978年5月11日，谷牧率代表团成员在法国一家工厂参观

访问日本和欧洲两个代表团归来，传播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鲜空气，对改革开放起了启蒙作用。他们提出的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加强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引进装配线、搞来料加工、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等建议，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他们提出的8年扩大1000多亿元投资的引进建议，以及给人借用外资很容易的印象，同当时的“大跃进”氛围结合在一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务院务虚会召开后，各部突击签订引进合同，基本建设再次追加投资，战线又拉长了。1978年9～10月，安排1979年、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物资、财政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1978年的冒进行为，使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加剧了。

1978年11～12月，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12月10日，陈云针对1977年、1978年两年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在东北组做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报告。他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是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陈云的讲话，开启了调整经济发展思路、调整经济部署的大门。可惜，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1979年初，在陈云的坚持下，他的这些重要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响应，接着为党中央所接受。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对解放思想所发挥的威力是不可估量的。邓小平以他的政治智慧，博得全党的信赖，理所当然地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

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这封信具有重大意义，为我们指明了坚持稳步前进、防止急于求成的建设方向。

3月下旬，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由于思想不统一，调整方针贯彻不力，国民经济仍然困难重重。1980年，不得不对国民经济作进一步调整，大幅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并减少军政费用，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

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了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并总结了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情况比较好些，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正确地去总结经验”，“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的这个讲话，指出了前31年经济建设的主要教训，切中要害。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我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深受感动和教育。

1982年1月25日，陈云约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副主任宋平、柴树藩、李人俊和我到他的住处，座谈关于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问题。当我讲到现在说国家计委冒进的少了，说国家计委保守的多了时，陈云说：“计委保守啊，计委放空炮行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啊！”他抬起脚踏了踏地板，说：“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这次座谈，陈云的深思远虑、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耀邦在大会报告中阐述了1981年到20世纪末，经济总量2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以及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经济振兴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提出了把全国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二大报告，不再要求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是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求实现小康，工农业总产值（后改为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把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推迟到21世纪中叶，推迟了50年。实现小康，是邓小平1979年12月同日本大平首相会谈时提出的，当时他已经察觉到，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

党的十二大报告，不再以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为中心，而是提出了“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经济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我参加了党的十二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82年11月，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完毕，在1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讨论通过。陈云在出席上海代表团座谈会时，强调实现20年的翻两番目标要分两步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10年办的事情，也拿到前10年来办，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经济可能出现混乱。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传统体制的弊端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对此，中央作出相应的决定。

由于许多地方追求提前翻番的目标，大上基本建设项目，1984年12月，银行信贷、投资数量和消费基金全面失控，经济陷于全面紧张局势。1985年，国务院下大力气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但没有控制住，不得不把正在制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分成两个阶段，前两年基本建设原地踏步，后三年适当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要求，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同时防止消费基金过分膨胀，坚持提高效益，特别是把提高质量放在突出位置。我参与了中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起草工作。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归根结底是要从以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我参加了党的十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8年在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方案提出，五年内零售价格总水平上升70％左右，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一倍左右。新华社发布了有关中央政治局讨论物价的公报。公报一发表，全国就掀起了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中央不得不采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措施，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

1989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指出，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40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要认真记住这个教训，任何时候都要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决定还规定，用三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努力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逐步减少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基本转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为到20世纪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根据中央的上述指导思想，国务院制定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经过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1992年1～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确立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接着党中央调整了“八五”计划若干指标。我参加了党的十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此后，许多地方为了加快发展，掀起了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再一次大调整。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的41年中，经历了国家从发展、稳定到比例失调的多次反复，增强了对国情的认识，坚定了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信念。在这41年中，我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深刻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树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念。

文章节选自：《房维中学术自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