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亲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

口述者：高尚全（1929—2021年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会长）

访谈者：肖冬连、鲁利玲

时间：2009年2月12、16日

地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议室

整理者：肖冬连、鲁利玲

编者按：6月27日下午，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会长高尚全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被称为“改革老人”的高尚全，从1984年到2003年，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亲历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大决策过程。他参与起草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下面我们摘要发表高尚全2009年的口述：亲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以表缅怀之情。

1993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决定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建立这个体制的若干决定。5月31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宣布成立文件起草小组，温家宝是起草小组组长，他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起草工作的。我参加了起草小组，还有郑必坚、项怀诚、王梦奎、刘国光等，共25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起草小组下面分几个分小组，我负责市场体系。我们这个小组有3个人，郑新立、张卓元和我。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就《决定》的框架、主要内容及需要回答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强调，起草这个《决定》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还说，这个《决定》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系到本世纪末直至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温家宝对起草工作提出要求：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决定》要比十四大前进一步，在推进改革的政策措施上要有新突破，长远目标要明确，起步要扎实。必须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集中精力才能起草好这个文件。

高尚全与江泽民总书记合影

经过两天半的学习讨论，起草小组初步确定了文件的框架。半个月紧张工作过后，起草小组草拟了一份共10个部分、53条的文件提纲。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起草小组关于《决定》起草内容的汇报，并原则同意了这个提纲，要求据此开始正式文件的起草。从6月下旬开始，起草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先后完成了第一稿至第四稿。

9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再次听取起草小组关于第四稿的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意见并修改后形成第五稿。江泽民总书记和常委各同志分别就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金融、财税、投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重视科技教育工作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对《决定》第五稿表示原则同意，并要求起草小组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逐步完善。

9月20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又讨论了修改后的《决定》第六稿。会议认为，这一稿符合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党的十四大精神相吻合、相衔接的，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文件，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和要求。

9月底，中共中央把《决定》的第六稿印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部门、各单位征求意见。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同志参加了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他们在总体上给予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多达1050多条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到文件的结构、内容，小到文句字词、标点符号，充分体现了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对《决定》草稿的意见。这些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代表人士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在此期间，中央常委会同志还分别召开了党内老同志座谈会和经济界专家座谈会，征求意见，听取建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对《决定》征求意见稿又作了270多处修改，形成了《决定》第七稿。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是我们组提出了资本市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争论，但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啊！因为解放以后就不能提资本市场，认为它是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只有资金，只能讲资金怎么流转，怎么利用，不能提资本，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能提出资本市场，是一个重大突破。另一个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1985年提出“劳务市场”，十三大提出“劳动就业市场”，这次准备还是提“劳动就业市场”。对此，我提出，应当明确提“劳动力市场”。当时，起草小组的阻力挺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怎么能进入市场？8月30日的第三稿第14条，我们是这样写的：“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但是，到了9月28日的征求意见稿就发生了变化。征求意见稿第13条提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就业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就业市场。”为什么把劳动力市场改变为劳动就业市场呢？主要担心的是，提出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引起政治上的不良反应。

针对这个情况，我写了一个《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报告。首先，送薄一波、李岚清同志征求意见。没有想到他们很快作了批示。10月14日，薄一波批示：“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不必多争论，经过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地解决。”10月15日，李岚清批示：“尚全同志：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两位老领导的批示和支持给了我坚持“劳动力市场”的勇气。当时，起草小组有的朋友劝说：“老高，中央有的领导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你不要白费劲了。”对此，我仍不动摇。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的修改稿，除中央常委外，个别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会议，起草小组正副组长以及分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温家宝同志代表起草小组作了汇报。他说，需要请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企业法人财产支配权”的提法。体改委等许多单位认为这个概念表述不清，而“法人财产权”有比较科学的界定，与国家所有权有严格区别。采用“法人财产权”的概念，既与《企业法》《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所规定的经营权相衔接，又充实了经营权的内容，有利于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二是关于劳动就业市场问题。体改委、劳动部等部门和一些同志建议，把“劳动就业市场”改为“劳动力市场”，认为这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高尚全同志的意见比较系统，根据泽民同志的批示已经印发常委各同志。这个问题，需要请中央决定。

在会议讨论中，有个别人仍然不同意提出“劳动力市场”问题。本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我是不该发言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发言，就没有了机会，劳动力市场肯定写不上去。所以，我发了言，一下子讲了5条理由：第一，劳动者跟劳动力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劳动力如果不进入市场，他的劳动价值不能体现出来。过去，搞平均主义，搞导弹跟卖茶叶蛋的一样。劳动能力进入市场，市场就有个评价。进入市场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是劳动者本身。有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像过去的奴隶市场一样，是误解。第二，现在搞市场体系，如果最活跃的劳动力不进入市场，这个市场体系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国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配置劳动力根本解决不了。一年新增的就业人口1000多万人，老的分流下来的劳动力要安排就业，靠什么？靠市场。第四，我们实际上已经有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承认问题。第五，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讲了李光耀先生有个看法，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的态度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是主人啊，主人怎么为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应该说，工人阶级跟工人是有区别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跟它的一分子是有区别的，我们过去混淆了。我讲完后，总书记只问了一句话：“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说昨天在会议上不该我发言，但考虑到如果不抓住机会，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写进《决定》了。家宝同志没有批评我，而是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他做了很大努力。在这次会议之前，10月30日，家宝同志在我的“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一文上批示：“请泽民同志参阅。”10月31日，江泽民同志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没有意见，因此，《决定》采纳了劳动力市场的提法。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举行会议，对修改后的《决定》进行研究。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一稿，决定将其做部分修改后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11月11日，经过广泛讨论、反复修改，长达17000多字的《决定》第八稿摆在了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面前。全会期间，委员们对此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并作了近百处的修改。

在历时5个半月的时间里，起草工作是紧张的、繁重的，起草小组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回顾起草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的起草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它是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我亲身参与起草的文件历程之外，还有几次重要的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也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吸收到了文件精神当中。此外，我在2017年初给中央的一次建言，也对后来的政策方向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7年8月，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我在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报送了一篇建言文章：《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要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我在去匈牙利考察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指令性计划是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必须打破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的思想禁锢，明确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十三大报告采纳了我的观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迈出了一大步。

2003年高尚全列席十六届三中全会

2012年5月，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十八大是在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重要会议。一方面，这次会议将形成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这对奉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新老领导集体交替的标志性会议；另一方面，改革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新阶段，必须直面既得利益调整的攻坚克难阶段，改革要攻坚克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为此，我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建言：党的十八大可以在三个方面做出论述：（1）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2）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3）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必须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修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央对我的建议很重视，温家宝同志于2012年5月17日批转给了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阅示。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于5月18日圈阅，李克强同志批示：“请张平同志阅研。”一个建议，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三天之内完成批转过程，这在改革历史上是少有的。十八大报告除了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外，特别就民本问题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全社会充满期待。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大多以出台有关改革的文件为重要标志。出于一个一生都在从事改革的改革老兵的责任感，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我在建言中提出， 2013年下半年要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什么？建议确定以下三点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1）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2）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3）考虑到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机构和协调机构，为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中央和国务院相关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查、评估落实。

建议上报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同志都予以圈阅，张高丽同志迅速作出批复：“谢谢尚全同志的关心支持，请起草组研酌。”后续事实证明，中央全面采纳了我的建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的改革从此步入了新的阶段。

本文节选自高尚全：《亲历中央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过程》一文，原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