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计划与市场——最初模板及其讨论

作者 | 萧冬连

(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最初设想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思路，但与毛泽东时代几次改革尝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市场力量的估计。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最早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说法。1979年3月8日，陈云撰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他在这份提纲中指出：

过去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做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观点，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陈云不赞成清一色的公有制和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主张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市场调节发挥补充作用。1979年重新提出这一思想，强调的重点是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这对突破单一计划体制是一个推动，可以被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模板。薛暮桥回忆说，在当时，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差不多都是拥护这一主张的。此后的探索大都是沿着引入市场调节作用的思路发展的。

陈云这份提纲当时并没有发表，但与李先念是有过交流的。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在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讲话体现了这种思路，讲话列举了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病。认为“总的来看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讲话提出四点改革原则：第一，在整个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资利益挂起钩来；第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第四，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非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企业可以自产自销，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企业之间可以进行竞争。国家计划也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国家运用立法、政策和税收、信贷和价格等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在这份讲话稿中，李先念没有再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

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陈云讲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以及李先念提出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口号,其含义是相同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人据此认为，邓小平此时就已主张搞市场经济了，这是误读。邓小平还有另一句话：“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与陈云讲“两种经济”的意思大体相同，都是讲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当然，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更具开放性。

经济学界对现行体制的批评性讨论更加深入。从1978年11月起，薛暮桥带领写作班子在杭州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参加的有苏星、吴凯泰、何建章、余学本等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人民出版社翻印300万册仍供不应求，各省翻印650万册，到1983年，3年时间内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书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总结了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薛暮桥大胆地提出，劳动力的交换“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生产资料也要像商业部门那样“采取商品交换的办法”；消费品供应应当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允许企业自销，允许小商贩长途贩运；价值规律应当通过价格波动来实现。

1979年4月16日至29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关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是经济学界首次深入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达330多人。会议一开始就触及到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刘国光、赵人伟提交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文章指出，长期有一种看法，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生产与需要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资金分配上的供给制，企业结构上的自给自足倾向。文章从物质、财力、劳动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以及价格问题上，讨论了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主张“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最终废弃国家向企业硬性规定必须完成的生产建设指标。”这篇文章当时被胡耀邦称为“标兵文章”，其修改稿于1979年12月在美国《大西洋经济评论》上全文发表，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关注。这次会议的最大突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从而承认了竞争机制和竞争规律。有学者认为，这次讨论“起到了市场取向改革号角的作用”。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中国其实也存在市场经济，如社队企业。”不过没有引起太多回应。当时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市场调节”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可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限于“制度”和“工具”的结合方式上。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务院财经委开始组织力量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五个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调查研究的任务。6月27日，姚依林主持会议，成立四个调查研究小组，指定各组负责人：体制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后由薛暮桥负责）；结构组由马洪、孙友余负责；引进组由汪道涵负责；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姚依林要求，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先就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引进技术设备资金这三个题目的调查研究。每个题目调查研究的范围包括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三方面。姚依林特别强调，要调查外国的发展道路，了解它们有什么经验教训，有什么可取之处。他要求各部、委、局抽一位副部长带一批人参加这项工作，做理论工作的要全力以赴。这是中国经济决策引入咨询机制的开始。

几个小组都非常活跃，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是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两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现行体制的弊端。马洪领头的经济结构组组织了400多人的综合调研队，分赴广东、海南、江苏、浙江、东北等10多个省市，进行了为期10个月经济结构调查。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调研活动,调研成果陆续上报国务院，并写成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马洪、孙尚清主编，周叔莲、张卓元、吴敬琏等数10位学者参加写作。这部用数据说话的著作，揭示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现状，而结构与体制互为因果，集中计划体制来源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一路线，这是中国发展速度并不慢却仍然很穷的重要原因。

于光远领头的理论方法组得到胡耀邦支持，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许多人指出，建国以来实施一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长期的持续的把大部分积累资金投向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被忽视，产业结构重型化。大量积累沉淀在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产品，供人们消费的最终产品少，消耗在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多，尤其是重工业在很大部分是自我循环，自我服务，事实上形成了“为生产而生产”，背离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些讨论支持了经济结构性调整。1979年开始执行的经济调整方针，其实质就是适当降低积累率以偿还长期积累的生活欠账，适当降低重工业比重以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逐步改变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的重型经济结构。

体制改革组每星期召开两次座谈会，研究确定改革的总体设想，包括近两年调整时期的小改方案和以后的大改方案。12月3日形成《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因感到尚不成熟，没有打算提交全国计划会议审议。邓小平听到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嘛！”于是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12月15日，张劲夫在会上作了说明，明确指出：“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又存在经济利益差别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与会者认为，基本思路对头，但还不成熟，因此未定下来。据体制改革组成员徐景安回忆，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委会议讨论这个稿子。李先念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最后他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 这份《初步意见》回顾了195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成功的历史，认为现行体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不适应：一是按行政系统管理经济与生产的社会化要求不适应；二是过多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与复杂多变的国民经济不适应；三是统收统支、大包大揽、吃大锅饭的办法与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效果的要求不适应。总体设想提出和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即改革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模式。文件说，关于改革方向大体有三种设想：第一种设想，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一些经济办法。第二种设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第三种设想，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文件中明确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个方案为宜”。从中看出，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在参与决策者中间一开始就是明确的。

1980年3月17日，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为中央经济决策机构，相应撤销了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4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聘请薛暮桥、马洪、许涤新、于光远等10人担任制订“六五”计划的顾问。为了使这种咨询机制常设化，8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同时设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经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通过这两个机构把国务院有关部委所属和其他在京中央级综合性经济研究院所共18个单位组织起来，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

这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商品经济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桥，他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这些学者开始形成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

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总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结合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改为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把这份《初步意见》提交到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为了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改革政策，对这份文件没有讨论，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因为当时党的高级干部谁都不知道改革怎么改。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的意见的实质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的话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重大影响，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确定为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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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萧冬连：《探路之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