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莲：在反思中前进

2018年3月5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周叔莲因病辞世，享年89岁。

一

周叔莲1929年在江苏溧阳出生时正值莲花盛开，欣喜的父亲为他取名为“莲”。他在宗族中排行“叔”字，因而得名“周叔莲”。

在当地读完中学后， 周叔莲1948年考入同济大学哲学系。同济大学哲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后，他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那里工作到1979年。其中，1974-1979年借调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李灏负责的研究组。此后，他转到从经济所独立出来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在“文革”前的研究生涯中，周叔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他曾参加费孝通主持的第二次江村调查，这次调查系三十年代江村调查的继续。但不久费孝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批判，周叔莲也著文对这次江村调查进行了批判。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发表重要文章。在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以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学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是全国农业经济教育科研机构清理对象。周叔莲作为经济所农业组研究人员也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在一份晚年发表的自述中他这样沉痛地回顾：“我曾以‘左’的理论为依据，在政治运动中错误地批判过一些同志，扭曲了事实，伤害了同志。”[1]

在此期间，周叔莲也有重要的研究表现。比如他参加了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研究工作。1960年5月上旬孙冶方在全所做动员报告不久，他与何建章、桂世镛、董辅礽、张卓元就共同提出一份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草案，该草案被孙冶方简称为“何桂体系”，提交全所讨论。[2]他还发表多篇文章论证农业为基础的必要性，对“以钢为纲”的“大跃进”方针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见。

二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中国开始走往新的方向。在转向过程中，经济学家发挥了破冰导航的作用。在揭批“四人帮”的旗帜下，周叔莲非常活跃，发表大批带有反思性的作品，其中多篇论著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学汪海波、吴敬琏合作完成。

于光远主持的系列按劳分配讨论会是经济学界突破极“左”路线的开始。周叔莲参加了讨论会的筹划。仅1977年一年，按劳分配讨论会就举行了三次。最初的一次主要是北京经济学界参加，随后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全国经济理论界的盛会。

在“文革”末期的政治运动中，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提纲》受到全国性批判。“文革”结束后，周叔莲写了《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引经据典，对1976年的“大批判”做出了有力批判。经胡耀邦认真审改，文章公开发表于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报》，成为经济学界推动拨乱反正的一篇代表性作品。这篇文章也因此荣获198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所有获奖作品中发表最早的一篇。

在这段时间，周叔莲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是与吴敬琏合写的《论“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这篇长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2月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联合发言为基础完成，内容得到邓力群和黎澍的肯定和支持。文章系统清理了“文革”时期“革命”伪装下的经济思想，明确提出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方针。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弄清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为此，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下成立了四个调查组，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经济理论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经济结构组的主要成果汇集为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周叔莲参加了结构组工作，草拟了该书前言，撰写了书中第一章，并协助主编对全书统改定稿。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海内外得到广泛好评。在经济结构组工作期间，他与吴敬琏曾合写《调整时期应当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对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斯大林教条提出异议。20多年后吴敬琏发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可以看作昔日与周叔莲合作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八十年代周叔莲继续勤奋多产。其中1988年发表的《我国国有企业模式的演变》一文将我国国有企业划分为供给制企业、经济核算制企业、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企业、有经营自主权企业、有法人财产权企业五种类型，对理解当代经济史和经济学史颇为便利。1986-1990年他主持“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课题，课题成果《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一书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并在新世纪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不过，目前中国经济政策面临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变的挑战，在前人基础上深化研究、更新政策指导思想是新时代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重新启动。周叔莲在1993年发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一文，突破斯大林以来的国有制崇拜教条，提出国家所有制是经济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1994年他又著文提出国有经济范围过广、经营内容过宽不利于发挥其主导作用，建议掌握主动权，自觉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他的建议一度引起名人的批判，却为中共十五大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先导性的思想准备。

进入新世纪以来，周叔莲继续跟踪经济动态，在2005年著文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二者之间也有矛盾。他认为应正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运行。这一论题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

周叔莲曾于1984、1986年、1990年三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该奖资深评奖委员。2006年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2年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周叔莲终生热爱读书，无书不欢。他参加孙冶方经济学奖初选小组工作，每次都把参选的大批论著带回家仔细阅读。在此基础上再认真评论，认真投票。他的阅读范围不限于经济学，还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各学科的书籍。

周叔莲勤勉治学，著述宏富。从这些著述看，他学问的根基仍然是年轻时代努力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文革”结束以后他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反思和破除成见，在改革初期和90年代均有特出贡献。他的作品文风老派，瞻前顾后，读起来甚至有点不清晰。这既折射出一位勤勉、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家工作的环境氛围，也反映出反思历程的艰辛曲折。反思常常是辛劳的、痛苦的，从这辛劳痛苦过程中得来的智慧，也就更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扬。

周叔莲与吴敬琏、张卓元、黄范章等人为数十年的真挚朋友。因此之故，我与周先生有数面之缘，但终于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请益访问。现在周先生已经去世，我想到三件事：第一，希望有人能够系统整理出版周先生的生平著述，细大不捐。第二，周先生积存的手稿、笔记、信件、资料最好集中处置，以便保存利用。第三，希望经济学界珍视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尽各人所能留存他们的影音或文字记录，充实我们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史记忆。

                                 2018年3月7日初稿，3月8日定稿

[2] 据周叔莲回忆：我“利用一个周末，邀桂世镛在所里走廊上写了‘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草稿）’，以后由何建章组织讨论修改，被称为‘何桂体系’。”同上书，第588页。

本文应财新”逝者“栏目邀请而写，经删节发表在《财新周刊》2018年第10期（2018年3月12日出版）。感谢张卓元、吴敬琏、薛小和、李昭、杨哲宇、张军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文中不当之处，由本文作者负责。

全文首发于财新网：http://culture.caixin.com/2018-03-08/1012184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