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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

发布时间: 2020-04-27

   

   

   

  作者:于光远(1915-2013)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发起人  

  孙冶方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  

  荣誉学部委员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3

   

   

  我想为《太平洋学报》写一篇陈翰笙的文章。

   

  写这篇的动因是,就在我体检中发现在结肠的部位有一个肿瘤“可疑癌变”,决定41日住院的前几天,中国太平洋学会的执行会长张海峰告诉我: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太平洋学报》名誉主编陈翰笙病危。于是我到协和医院病房探视,知道这两天陈翰笙的病情稳定,比张海峰去探视那天要好,但是还是很严重的,生命垂危。于是在329日那一天,我们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同事们就聚在一起商量,一旦陈翰笙去世,我们太平洋学会该做一些什么工作的问题。

   

  那一天到会的,除张海峰外还有张叙三、李慎之、陈鲁直等。谭文瑞因故未能参加。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陈翰笙的许多例行的后事,他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会管,用不着我们学会去特别操心。对一个死者而言,身后无非“殡”“葬”“传”三个字。“殡”是一系列告别仪式,“葬”是对遗体的处理。这是通常要做的事——搞个“遗体告别”、开个“追悼会”。至于“传”,这个字,通常不那么重视。发一个讣告、印一个生平,“传”的意义不大。关于“传”,这几年我特别写过一些文章强调了一番。一个人的一生,一般说来多少总有一些值得“传”的东西。对这个人有了解的人,应该小心地、仔细地保护这些东西,不使其丢失。一般的人都应该这样,对陈翰笙这样的人物,当然更是这样。他“可传”“应传”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太平洋学会应该做好“传”这件事,我们的《太平洋学报》应该发表这样的文章。

   

  那一天我们还说,对陈翰笙“传”这件事,不是只做一阵子,而是需要长期进行。因此我们太平洋学会应该考虑收集资料,建立机构,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今天由于陈翰笙病危,我们太平洋学会就要准备在他逝世后写出若干篇文章,在《太平洋学报》连载若干期。为此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他的经历和著述。

 

  

  陈翰笙(18972004年)

  

  大家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意见。我自己也想做好这种研究。我想自己可以从两方面来做:一个方面是回忆,还有一个方面是看材料。

   

  第一个方面,我回忆了一下,总的说来,我对陈翰笙的大名知道得很早,听说过不少关于他的事,也有几次直接的接触。可是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回忆。那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时候,当时我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因而我参加了遴选学部委员的工作。遴选的结果陈翰笙是六十几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的一个。当时遴选学部委员的标准,只看学术成就,不考虑他的资格,不考虑这个人在党、政府甚至学术机构中的地位。我的老丈人孟用潜,1927年就担任党的福建省委委员,是福建团省委书记。在决定学部委员人选时,孟用潜是外交部党委成员,担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陈翰笙是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但是大家研究的结果,还是选定陈翰笙当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而没有选孟用潜。在研究到陈翰笙时,我注意到这一点。

   

  当时大家同意的学部委员人选中,不但有陈翰笙,而且有张稼夫、千家驹、薛暮桥和骆耕漠。张稼夫、千家驹、薛暮桥和骆耕漠都是陈翰笙建立和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薛暮桥本人就说过自己“受业于陈翰笙”这样的话。

   

  这是我对陈翰笙的一个回忆。

   

  1955年聘任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四十年来陆续有所增补,近几年又改称院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1958年后没有增补过。多年来一个一个地去世,现在活着的只剩下5个。其中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人就有陈翰笙、薛暮桥、骆耕漠三人。只有季羡林和于光远两人不是。

   

  第二个方面,看陈翰笙的材料。我手边没有多年来他写的书和文章,而且也不知道怎样马上才能找到。我只有他写的一本《四个时代的我》,是有一年他生日我们去看望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在得到了这本书之后我看过一遍。329日聚会那一天我也带去了。我认为这本书很有价值,希望大家看看。

   

  这本书是198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有十八万字。五分之四以上篇幅是陈翰笙自己写的,还有不到五分之一是他的朋友写的。他自己写的那一部分我看过,因此推荐给大家。

   

  不过那一次我看得不仔细,那时看的时候,我没有抱研究陈翰笙的历史和思想这个目的,因此现在我开始重新读这本书。

   

  这本书有周谷城写的序。这篇序上次我没有看,这次看到在序中周谷城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而令人信服的参考读物,书中的事实,无论是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

   

  仔细地看了陈翰笙的这本书之后,我完全同意周谷城的评价。

   

  这次重读,改正了我看第一遍的时候看错了的一些地方。比方1918年他不是在美国的波莫纳大学因为知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然后从1916年想学的植物学、1917年想学的地质学改学历史学。他的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眼睛不好。陈翰笙写这本《四个时代的我》时特别讲求真实,我没有看清楚,误读了,就必须纠正。

   

  这次重读,使我感到这本书他的确写得很好。他把自己88年的经历简明扼要地写了下来。他经历的事这么多,接触的人物这么多,能够用这么短的篇幅写下来,我觉得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这次重读,还使我感到,像陈翰笙这样的人物,需要有一本篇幅大得多的传记,需要有几个有志于长期研究陈翰笙历史和思想的人,写出篇幅大的《陈翰笙传》来。这本《四个时代的我》,为《陈翰笙传》已经作了非常好的准备,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可以不重起炉灶,而是采取为这本书做注、做索引,在原有的附录外再加一些新的附录这种中国古人常用的办法来完成一部新著,使得这本《四个时代的我》更丰满更具体,也可能对个别情节有人认为需要再查证一下,那就做一番考证。采取这样的办法,我想可能更好更容易些。

   

  眼下我就觉得有一件事好做,那就是编一个《四个时代的我》的人名索引(我一边看一边记下书中提到的人名。后来我又请一位同志做了这个东西,将来需要可以拿出来,节省别人的劳动)。

   

  这次重读时,我随手做了一点笔记。我记了《四个时代的我》中短短的只有八页的“陈翰笙活动大事记”中出现的人名,数了一下就有57人。还从头到尾记了一下在正文中各式各样的场合出现的人名,那就更多了。至今我没有想清楚这本书的人名索引该怎么做才好。但是做这个人名索引有一个意义是可以肯定的:它将印证周谷城所说的,这本《四个时代的我》是近现代史的一部有趣味的,而又令人信服的读物。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开始我还只是一般地重视陈翰笙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我和陈翰笙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89年周谷城亲自要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之后。长者之命,我接受了,而且得到学会同仁的赞同,我提出把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扩充,改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并提出创办《太平洋学报》季刊。

   

  

 

  陈翰笙曾经专门到美国去,同美国人拉铁摩尔合作编辑“太平洋学会”在纽约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这个“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参加。这个学会的总部设在纽约。陈翰笙还在1933年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我考虑到这些,考虑到陈翰笙在学术界的威望,就请陈翰笙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编委会的名誉主任。

   

  这样我同他的关系就同以前不一样了。

   

  近几年来,每年25日他的生日,我们太平洋学会的人都去向他祝贺,并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话不多,可是很中肯。从去年起他家里的人对我们说25日生日那一天,不用去了。因为他现在睡着的时间长,醒的时间短。不久前我听说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住在协和医院,我去医院探视了。应该说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躺在病床上,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知道我去探视好像给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护理着他的外甥女婿说,他见到我是有说话的意思。现在他是依靠现代医学和医疗设备活着。

   

  我在思考怎样写陈翰笙的时候,在329日聚会那一天,受到李慎之的启发,觉得可以用三个“最”来概括,随后就再加上三个“家”和三个“人”。

   

  陈翰笙有三个“最”:

   

  (一)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陈翰笙诞生于189725日,即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到两个多月前他的生日,已经满106岁。在海外的中国知名人士中,年龄百岁的陈立夫和张学良近年去世了。比他们略大的宋美龄105岁,听说还活着。但陈翰笙的年龄又比宋美龄高。

   

  (二)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他加入国民党。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与第三国际建立联系。这一年的318日,陈翰笙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游行,事后写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揭露事件的真相,在刊物上发表。1927年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这样的老革命,仍然在世的现在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