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 | 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出访西欧五国

谷牧（1914—2009年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发起人 国务院原副总理）

背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便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经济。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达529批3213人，其中共有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仅当年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一年刊登的出国考察报告就有101期。这些出国考察团被形象地称为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

在举国同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声中，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长期与“四人帮”对着干的老同志，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心情十分舒畅；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是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1977年集中力量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调整和加强各部门与各地区的领导班子，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初，这些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经济工作逐步摆上了更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

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成员中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六位司局级干部。出发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活，要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我们先后访问了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等）、联邦德国（波恩、鲁尔、汉堡、巴伐利亚等）、瑞士（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等）、丹麦（哥本哈根、奥尔堡等）、比利时（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广泛介绍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形势和我们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所到之处重点考察：（1）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2）五六十年代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3）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为此，除了会谈以外，安排了较多时间参观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居民点等。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紧紧张张。我想，国家花了外汇，我们应当尽量多看些，多学些。

1978年5月2日代表团抵达巴黎时，谷牧副总理在法国总理巴尔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在联邦德国参观一家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第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有台用于采煤的轮斗式挖掘机，70米高的大家伙，日产40万吨矿岩量，只有5个操作工。

1978年6月5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参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斯多福露天矿

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农业也是科技型的、集约化的。在瑞士看到播种，种子拌上化肥、农药，保证禾苗茁壮成长。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土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了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

1978年5月11日谷牧副总理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

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5月11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在法国工厂参观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这次出访感受的概括。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即：《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最近我的秘书找出了这份文件，特将该报告（有关外交谈判和介绍西欧五国情况两部分略去）的主体部分保持它最初的风貌附在这里。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报告提出：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我们能不能在二十三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下，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根据我们在国外的考察，感到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关于加强对西欧的工作问题。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战后三十多年来，欧洲的社会经济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同我国的关系也不断发展。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状况了解得很不够，不少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我国驻欧洲各国使馆的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要把研究所在国的经济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我驻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使馆，最好能设经济参赞处。同时，国内也应指定一个机构，综合研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问题。

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中日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后，对欧洲影响很大。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二百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我愿接受五十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二百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二十五亿美元存款的事宜。这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迫心情。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对我比较友好，生意可做得更大一些。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争取欧洲，团结反霸，同时也有利于同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谈判，以更有利的价格引进技术设备。从这几个国家引进设备，应根据他们的技术专长进行适当分工，比如法国可以电站设备，联邦德国以煤炭、化工设备，瑞士以精密仪器、农药设备，比利时以有色金属冶炼设备，丹麦以造船、水泥设备为重点。如果这个设想可行，应即与这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对我较有利的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议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关于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们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为此建议：一、采用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全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这种办法对欧洲最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讲既不损害我国主权，又没有什么风险。二、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三、大力增产传统的出口产品。我们要建立更多的外贸基地，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上是畅销货，应尽快把东北大豆出口基地搞起来。各省都可以因地制宜搞出口基地。在现有工厂、农场中，可以有计划地确定一批单位，主要生产出口产品，面对国际市场，以便扩大出口贸易，换取更多外汇。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据反映，省市要一笔外贸贷款，就得来北京跑许多单位，盖十四个图章，往往需费时一年。最近，北京市为引进一套西德眼镜片的熔炼设备，申请二百五十万美元贷款，上报已半年多，至今尚得不到批准。由于手续繁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去年有二十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四亿多，大部分没有利用。为了调动地方、各部和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实行外汇收入分成的办法，多出口产品多分外汇。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同时，应当允许有出口任务的企业直接同外商见面，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灵活安排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关于引进设备的支付方式，目前普遍使用延期付款的办法，偿还期一般不超过五年。最近法国、比利时一些公司提出，期限可延长到十至十二年。这种办法可以继续采用。延期付款，也就是所谓“卖方贷款”。据我们在国外了解，这种方式有的要多付一些钱，建议今后更多地采取“买方贷款”的方式，这样可节省一些钱。最近，中央已决定在卢森堡设立中国银行分行，建议在巴黎、法兰克福等地也设立分行，扩大信贷业务。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问题。欧洲几个国家所以能够在一二十年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没有电子、原子、宇航、有机合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没有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欧洲经济的现代化，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业革命。目前国外一般是五年更新一次设备，产品、工艺年年有改进，而我们的生产设备十年二十年也不更新改造，产品、工艺多少年还是老样子。这种状况要迅速改变。

许多工厂企业，对于机器设备，特别是引进的大型设备，管理得不好，有的甚至很快就搞坏了。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今后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问题会更加突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建议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对生产工人、农机手，有计划地进行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位。对经济部门、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轮训，既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也要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在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考虑到我们国家每年大专学校招生人数有限，今后应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加强职业培训，使一些不能进大专学校的青年，能掌握一门生产技术。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同国外的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目前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学语言的，这种做法要改进。

1978年5月17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参观苏黎世玛格齿轮机制造厂

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联邦德国州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联邦德国的莱茵州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口，一年就有一百亿马克（约合八十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由州政府支配。这笔钱，除了用于行政费开支外，主要用于发展农业、地方交通、教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事业。工业建设则由各个资本家投资，不包括在内。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没有多少权力，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显得很不灵活，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考虑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各方面的看法也不一致，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小组，吸收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尽快研究提出改进办法。

关于加强农业基础和两个先行的问题。欧洲五国的资源和能源都很贫乏，他们经济发展得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业这个基础比较好，电力、交通做到先行。

欧洲共同体的农业不仅自给，而且过剩。我们访问的五国，法国、丹麦农产品自给有余，瑞士、比利时、联邦德国的自给率也达百分之七八十。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和发展农业，对我们很有启发。比如他们除国家有较大的投资外，还普遍设立农业银行，发放低息贷款，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他们设有农业顾问，负责指导农民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生产，推广新技术，并帮助解决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价格等问题。联邦德国每三百五十户就有一个技术顾问。他们十分重视良种培育，在发展农牧业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农业科研教育，迅速把良种试验研究中心和种子公司成立起来。这几个国家农业专业化程度很高，法国南部和联邦德国莱茵地区，大片土地种植葡萄，丹麦主要种大麦、养猪。由于做到因地制宜，生产率就较高。我们国家现在有些政策规定，不利于实行专业化生产，应当适当改革。他们很重视造林、护林，联邦德国虽然是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森林面积仍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都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我们在联邦德国看到一个露天矿，随采随回填造林，整个矿区郁郁葱葱，除正在开采的工作面以外，全有树林覆盖。我国森林面积很小，造林工作开展得很差，从长远看，对于发展农业、保护环境都是十分不利的。建议制订《森林保护法》，切实加强造林、护林工作，改变自然面貌。同时加强三四十亿亩草原的建设，发展畜牧业。这对根本改变西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自然面貌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有重要意义。

五国的能源十分贫乏，但是他们都千方百计使电力先行。电力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在发展电力中，他们首先利用本国的水力和煤炭资源。瑞士的水力资源已开发百分之九十八，法国已开发百分之九十五。联邦德国利用莱茵矿区的褐煤，建设了六座坑口电厂，装机容量达一千一百多万千瓦。六十年代他们进口原油发电，七十年代集中力量搞原子能电站。我们所到之处，根本不存在缺电的现象。而我国现在到处缺电，如果不加快电力发展，将来大规模建设开展起来，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势必影响全局。我国有极为丰富的动力资源，是西欧所不能相比的。当前的问题是，要以更大决心，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加快开发水电，加快建设坑口电厂，加快研究利用石煤、油母页岩等低质燃料，填补核能利用的空白，使电力真正成为先行。建议在国内矿山机械中，专列水电施工设备，为各省开通渠道，加快中小水电的建设。同时，下决心进口大型水电施工机械，加快大型水电建设。在发电机组的制造方面，要结合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解决低水头灯泡式机组、水电五十万千瓦机组、火电三十万、六十万千瓦机组、核电九十万千瓦机组和高压输变电方面的生产技术问题，提高自制能力。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这是欧洲五国向我们再三介绍的经验。我们目前的交通运输状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港口建设这几年虽有成绩，但还不能满足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铁路数量少、现代化水平低。内河运输、公路建设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我国广东省的面积同西德差不多，公路通车里程只相当西德的十分之一。长江航线比莱茵河的西德段长三倍，而运量只有莱茵河的六分之一。如不迅速改变交通运输的这种落后状况，必将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在近几年内，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除加快港口、铁路建设外，要重视内河和公路的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发挥长江及主要内河的作用，使交通运输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

在报告于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约在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同志都到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主持汇报会。记得这个会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自己管理。先念同志说，外贸部强调外贸统制，说是主席讲过的，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当时情况对国内资产阶级讲的，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须注意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会后，聂帅等对于我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1978年6月，谷牧副总理一行在德国马克思故居前合影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我列举了上述的出口信贷等办法）我说，还有劳务出口，南朝鲜每年10万人出国搞建筑施工，创汇3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干起来。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可以说是1976年夏季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那次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踞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说，不能深入研究。这次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就这样，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这些意见，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文章来源：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