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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我为薛暮桥编史书

发布时间: 2021-12-15

 

 

总为真理孜孜求

——记为暮桥同志编辑《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一书及其他

 

作者 | 李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认识薛老很久了,但亲身领教不多。只是十年以前为薛老编书,当面受教八年而已,难窥全豹,只说一斑,表表我对德高望重的薛老的尊敬和怀念。

认识薛老。

认识薛老,那是1949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随华北财委转入中财委工作,薛老任中财委秘书长。初次认识,给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是个有学问的人。当时我工作在九爷府(中财委驻地)前院西楼上的财金处,常常看到薛老在院中平台上散步,那和蔼可敬、潇洒而略带虚弱的身影,俨然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模样。一打听,果然,他是出名的经济学家,有丰富学识的高级财经工作领导,使我们格外敬仰和尊重。但直至中财委1954年结束的5年内,并无任何接近,依然知之甚少。

 

 

 

 

薛暮桥(1904—2005)

后来,薛老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我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19611962年经济调整时期,在李先念主持召开的办公会议上,我才真正听到了薛老讲话。当时我作为记录整理者之一参与会议。记得在讨论农产品价格补贴时,薛老主张消除剪刀差,每年由财政补助农业10亿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薛老从各个方面讲道理,说明必须给农业以支持。我认为薛老的主张是对的。最后李先念决定按照薛老的意见办,调整五年,每年由财政拿出10亿元补助。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帮助薛老编书时我提到过这件事,他还津津乐道起这件做得对的往事。

帮薛老编史书。

大约是1989年春天的一天,廖季立找到我,说暮桥同志要编一本财经史书,请他推荐一位帮助的人,他想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这是件大好事,可以答应。我找了几个同志商量,《财政》杂志编辑部主任李惠贤愿意一起干。之后,廖季立电话告我,暮桥同志同意了,并约我去谈谈。

我如约前往,见到了薛老。他从沙发上起来迎接我,握手,连说欢迎、欢迎。他是我久仰的领导、长者、大学问家,对一位不知名的晚辈如此彬彬有礼,感觉惶恐。我简单地作个自我介绍,他说,原来你也是中财委的干部,财金处吕克白那里的。于是话匣子打开,他高兴地说这个道那个,我也应声说长道短,十分投机。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小时,薛老的夫人罗琼大姐不得不过来提醒我们喝茶,慢慢谈。罗琼大姐和蔼可亲,像个老妈妈,不知不觉忘记了她还是著名的全国妇联的领导。此后数年的往来,更加深了我对他们二老的爱戴和敬佩。这次谈话,我们商定了编书工作的规划,并约定下次同李惠贤一齐来细谈。告辞时他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地握手送我到房门口。显然,他是高兴的,我也为能够帮助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编书,学习一些东西而高兴。

薛老编写这本财经史书,其实我也早就知道。那是在这次谈话前几个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次会议上,李琦主持,有邓力群、薛暮桥、宋劭文、吴波、杨波、詹武、周太和、左春台,以及几位陈云的秘书参加(我有幸也被邀参加了会议),讨论商议进一步研究、弘扬陈云经济思想并组织编写几本有关中财委时期财经工作史书问题。就我的记忆,大家决定编写4本书:(1)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统一财经工作的书,由吴波负责;(2)调整工商业和对私改造的书,由薛暮桥负责;(3)三年恢复时期财政经济工作的书,由戎子和、左春台负责;(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计划工作的书,由宋劭文负责。此外还有陈云的党建思想和军事思想等,也分别有人负责。会议结束时,暮桥同志提议:19471948年的财经工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起了奠基作用,也应当写成史书,使这些史书成龙配套,更加完整。大家同意,即由薛老负责编写。没有想到的是,薛老的这本书,竟然找到了我来帮助编写。

编什么书?

薛老告诉我,主要内容是19473月到19496月解放战争胜利前两年财经工作主要史实的叙述。这两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大规模、大兵团、跨地区的作战,需要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有组织有效地支持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两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召开了两次华北财经会议;先后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央财政经济部,统一领导了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财政、金融、贸易、生产等各方面的领导;发展了生产,搞好了市场流通,有力地保障了军队后勤供应,支援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就是要将这段有声有色的财经工作,如实地记叙下来,编辑成书,作为史籍留给后人。

怎样编写?

薛老胸有成竹地说,这是一本叙述历史的书,要有大量的翔实的资料,有史有论,以史为主。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档案材料,选一些主要的列入书中,供人们阅读;二是找许多当时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写回忆文章,让读者充分了解那个时期鲜活的财经工作情况;三是写几篇综合性的文章,叙述整个财经工作组织进行的情况,有史实有论述,给读者一个全面的了解。

听了薛老的说明,我觉得这真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有价值的财经史书,值得花大精力去做。但我对这段历史没经历,不熟悉,难度不小。薛老理解我的心情,说:既然是件值得去做的好事,就下定决心去做吧。可以组织几个人一起做,主要是花一段时间去中央档案馆找材料,找老同志写回忆文章。安排一下,大家帮忙就是了。不过要抓紧办,趁大家还活着的时候赶紧办。关于综论的文章,可在搜集一定数量档案材料之后着手写。

关于经费的事,薛老不无担忧地问我怎么办?我表示,如果薛老没有好的办法筹措,我可以向我工作的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汇报,争取作为研究所的一个财经史的研究课题列入工作计划,给予支持。事后,我真的这么做了,财科所领导同意,并表示大力支持。当我告诉薛老时,他十分高兴,要我转告对他们的谢意。

编书的事就这么定下来,开始工作了。

第一步,花了大半年时间去中央档案馆找材料。薛老亲自写信给中央档案馆副馆长王明哲,请给以帮助。我也从财政部开了封查档的介绍信,同李惠贤一起去中央档案馆,开始了艰苦的查档工作。暮桥同志的信起了很大作用,档案馆的同志非常重视和支持。时间长了,人也熟了,基本上是要什么给什么。他们还主动提供线索,找到了许多我们没有想到的材料,可谓满载而归。在这里应当感谢档案馆的张景堂、齐得平、张瑞智等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丰富多样的档案材料使薛老非常高兴。当我拿着194735月华北财经会议材料向他汇报时,他笑容满面地指着文件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份会议总结材料是我起草的,三天就写成了。大家基本满意。后来董老(董必武当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要求再压缩成一个提要与报告一起送中央。”当我们把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和1948年华北金贸会议的出席人员名单给他看时,薛老仔细看了看,嘴里还说着:“这就好了,可以找他们中活着的人写回忆材料了。”当我们拿到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的一批材料向他汇报时,薛老就给我们讲了南汉宸组建人民银行的过程,并说:“战争发展需要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统一财经首先要成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把货币发行权统一到中央,中央就能够管理各解放区的财政收支预算。原来各区自收自支、自己发行货币弥补赤字的做法现在就不行了。出了赤字,得报请中央(华北财办、中财部)审查批准,由统一的人民银行总行拨给人民币弥补,迫使各解放区更加兢兢业业,精简节约,少出赤字,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战争。中央有了货币发行权,就能够统一安排各解放区的财力物力,调剂余缺,相互支持,更好地更有效地支持战争的最后胜利。”短短的几句话,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建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是统一财经工作的“牛鼻子”。有了它,财经工作的统一才有条件实施。薛老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在我们查找档案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一天,薛老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稿——《继往开来 迎接胜利》。内容是他经历的19471948年两次财经会议情况和他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时的工作情况,以及1949年在中财委任秘书长时的简要回顾。短短的三四千字,用他亲身的经历,述说着新中国成立前两年的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为新中国建立后统一全国财经,迈出了一大步,奠定了一块基石,所以题目叫“继往开来迎接胜利”。他交待我,将其中的数据、年代、具体情况,对照档案材料进行校正,错了的地方,也可以修改。我照他的意见办了,并建议这篇文章可作为书的序言放在前面。

此后不久,薛老又交给我一份他的回忆录稿中有关19471949年部分,要我校正其中的数据年代情况,提出修改意见。我仔细读了两遍,对这位大经济学家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薛老来说,参加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和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是他到中央工作,进入更加广阔的革命、建设和财经工作天地,大展身手的开端;学术理论、实践经验大大丰富、迅速提高的新阶段。特别是先在董老的领导下,后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工作,得天独厚的机遇,使他更上一层楼。

比较麻烦的是找老同志写回忆文章。主要由暮桥同志联系,我们登门拜访,记录整理。主要人选有宋劭文、李人俊、戎子和、吕克白、尚明、武博山、杨波、李成瑞、石雷、李成勋等人。可惜的是,有些关键性人物(像南汉宸等)已经过世了,只好在档案中寻找他们当时写的有关文章和报告,连同董必武、薄一波等领导的报告文章一起列入历史档案资料部分,作为重要文献,补其不足。这些人中有南汉宸、陈希云、黎玉等。这是一项花时间最长的工作,总想多找些人写更多的回忆文章,丰富这本史书。可惜的是,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力衰退,常常是勉为其难,甚至是半途而废,只好作罢。时间拖得久了,薛老几次催促,直至动容责备,我们也只好承当。最后向薛老报告,定稿了12人的13篇回忆文章,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本书稿的综合叙述史实的文章共有四篇:一是薛老写的《继往开来 迎接胜利》,作为序言列在书的前面;二是薛老写的主体文章《解放战争时期(19471949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回忆》,如实地概括地叙述了这段史实;三是杨波的文章《全国财经工作由分散走向统一——回忆建国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用他亲身的经历描绘了从分散开始走向全国统一的峥嵘岁月;四是《华北财经会议的前前后后》,原定由戎子和写,后经戎老指定,由我根据档案材料和他的回忆述说写成。

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初步规模。当我和李惠贤拿着厚厚的一叠书稿请薛老审阅时,这位已经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兴奋不已,连说:“太好了,太好了!”遗憾地表示难以亲自审定稿子了,并同夫人罗琼大姐商议,请杨波作为主编之一负责审定出版。于是我们找到杨波,将书稿全部交给他,并汇报了情况和问题,请他定夺。经过几次商议修改安排,最后定稿。当拿给薛老看时,他说:“终于成功了!谢谢你们!”接着他关心的是出版问题。罗大姐也说:“这是他最关心的一本书,你们一定要帮助赶快出版。”嗣后,我向杨波建议,财经史书最好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由他出面请李朋(原任财政部副部长)和傅芝邨(部长助理)帮助交给财经出版社审定出版。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这本书定名为《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主编薛暮桥、杨波,副主编李海、李惠贤,出版日期:19964月。

 

 

 

 

当我们拿着厚厚的、总字数50万字的、封面素雅的成书去见暮桥同志的时候,尽管老人家年事已高,说话不多,但喜悦之情表露无遗,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连声说:“谢谢!辛苦了!”看到老人家如此高兴,我们也心情激动。能为这位年高德劭、可尊可敬的老经济学家做点事情,听到一声谢谢,感动得眼泪就要掉下来了!罗大姐也握着我们的手说:“书终于出版了,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谢谢你们!”近八年的辛苦,是值得的。帮助薛老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珍贵的财经史书,老人家高兴,我们也高兴。

经济学家已去,风范永留人间。

面对薛老,我是个晚辈。认识已久,知之不多。虽然有一段为他编书的接触,也未能洞悉全貌。但就我所知的二三事情,亦可见其大经济学家的高尚情操和可敬可学的风范。

第一件事情是在帮他编书后不久,有一天他十分郑重地告诉我:前些天,有一位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访。在座谈会上,有个年轻人提问,请这位外国人谈谈对我国(1988年)通货膨胀的看法和治理意见。这位外国人说,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经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就把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治理了,成绩卓著,世界闻名,同德国二次大战后迅速消除通货膨胀的经历,被称为世界两大奇迹。你们有这样的好经验,何用问我!薛老向我说这段话时,感慨地说:的确是这样,19491950年统一财经,对投机资本进行市场物价斗争,陈云同志领导,我也参加了,治理之快,成绩之大,回想起来,动人心弦,感人至深,后来还写过文章记叙赞扬,为什么现在竟然忘记了呢?年轻人不知其情倒还可谅,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也不提了?如今向人家外国人请教,真不知说什么好!所以,我们要赶快写史,把19471948年的财经历史写出来,再接着写19491950年两次全国财经会议(19498月上海财经会议,19502月北京财经会议),统一财经的史书,供大家研究参考。说罢,立即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他的关于物价问题的专著送给我,叮嘱说,其中有194911月平抑物价斗争的章节,可以仔细看看,希望你们努力,编写更多的史书。

第二件事情是薛老对我的学术教导与启发。在帮助编书的过程中,多次听他关于财经政策的讲述,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货币政策的谈论。先是谈山东北海币对敌斗争的情况,接着讲北海、冀南、边区、西农币的情况,特别是相互间的比价、与新发的人民币比价的调研和制定。还着重讲述他在华北财办、中财部时如何把握货币发行的经验,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全局和集中统一财经领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里不妨讲几个主要内容,见微知著。

一是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应当坚持以我币为主、排斥敌币(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原则。办法是不许法币在根据地流通,并制定合理的敌、我币的比价(类似现在的外汇牌价),可在指定地点和银行自由兑换。理由是经过两年自卫战争,根据地已经稳定和发展,必须以我为主,统一货币,统一财经,加强对敌斗争,发展经济,支持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前我读过陕甘宁边区财经历史资料,知道那时对此事有过争论,但不知其详,也不知其理。听了薛老的一番讲述,才明白了这段有关全局的货币斗争的大道理。

二是中央把握货币发行数量的标准,应当是一定数量物质产品的货币数量,即货币购买力。薛老几次向我讲,他先在山东,后在华北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历史上的货币流通量大体上有个规律,即平均每个人口的货币量可购买30斤小米。我们就用这个货币购买力作标准,计算或衡量货币流通量和发行量。比如小米价格每斤1元,每人的货币量是30元,按全解放区1亿人口计算,正常的货币流通量应是30亿元。如果小米涨价为2元,货币流通总量应是60亿元,即应增发货币30亿元,才能够用。反过来说,如果因财政赤字增加,需要增发货币30亿元,即货币流通量增加1倍,达60亿元,那就是通货膨胀了1倍,如无其他因素,物价也将上涨1倍,每斤小米将涨价到2元。所以,我们必须掌控财政收支,尽量避免过多的财政支出,不出赤字,不多发货币,保持物价稳定。这些道理,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理论。我多年从事财经工作和研究,像这样细致入微的教导,并不多见。

三是努力减轻农民公粮负担,控制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大规模的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财政赤字难以完全避免,但必须控制在最低水平,少发货币,求得物价稳定或缓慢上涨,不发生大起大落的波动,危及社会安定。办法是努力增产节约,减少财政赤字。关键是减少财政负担的脱产的军政人员数量和支出,减轻农民的公粮负担,使他们能维持生活并有余力增加生产。薛老反复强调农业生产与战争胜利的关系。打仗靠农民支持,没有一定的负担不行;但过多取之于农民,公粮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也不行。要研究农民负担(包括公粮和战勤)的合理水平,使生产、战争相互支持,取得全胜。薛老告诉我,在山东时就调查研究过这个合理负担问题,到华北财办和中财部工作,知道晋冀鲁豫、晋察冀区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大家同意以2%为合理负担标准。所谓2%,即每100人口(主要是农民)负担2个脱产的由财政开支的军政人员。具体计算的依据和方法是:当时华北解放区农民生产每年每人平均收获大约400斤小米,最低生活需要320斤,最高负担是20%,即只能出公粮80斤小米;财政负担脱产军政人员每人每年支出约为4000斤小米;依此计算,每百个农民可出公粮8000斤小米,只能供给2个脱产人员的支出,也就是负担的标准为2%。原来,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的那个“小米”,就是薛老这样老一辈的革命者、财经领导者、专家,殚精竭虑,精打细算,研究制定财经政策,收上来、发出去,支持解放战争胜利的。

 

 

 

1949年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

 

四是加紧印制人民币钞票。19483月华北金贸会议决定,在北海、冀南、边区、西农四家银行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薛老告诉我,银行机构好成立,统一的人民币钞票难印。一是纸张、油墨、机器少,质量差,二是物价上涨快,大面值钞票需要及时准备,提前印制。为此,本来可以早日宣布成立的人民银行,不得不推迟大半年到1948121日成立。薛老特别告诉我:那时他是中财部秘书长,部长董老年事已高,许多事都由薛老于夜间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周恩来非常关心印钞的事,要他抓紧去办。华北金贸会议后,立即派出吕克白去东北解放区,请他们支持,并通过他们向苏联订购一批纸张、油墨等印钞器材,立即运回。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听说那里有一个即将接管的现代化印钞厂,大家非常高兴,立即组织精干人员随军进城接管,尽快开工印刷钞票。为此,薛老亲自赶往接管后的北平,视察接管印钞厂情况。这个厂名叫中央印刷厂,是国民党政府在北方建立的一座现代化印钞厂。接管后很快就组织工人开工生产,印制人民币钞票。薛老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满意,完成了党中央、周恩来交给的任务,高兴心情可想而知。就是在事过近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向我述说时,也不禁喜形于色,津津乐道。一位老共产党员、经济学家的高度责任心,呈现在我的面前,深受感染。当我告诉薛老,那时我也在参加接管工作,接管这座印钞厂的军代表是秦炎,他带领一批人民银行的同志于131日随解放军进城,21日接管,2日下午就开工生产印制钞票了,是我们接管中最快最好的一个,受到了表扬。薛老听了更加高兴,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更加缩短了,也更加深了我对薛老的敬佩之情。

 

 

 

文章来源:薛小和编《百年沧桑  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6月。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发布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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