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身陷囹圄还发信支持孙冶方的观点

徐雪寒（1911—2005年）

编者按：徐雪寒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首位发起人。他在1930年代结识孙冶方，两人均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19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又同在华东财经战线担任领导职务。徐雪寒十分敬佩他的老友孙冶方对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的深刻批判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1982年底1983年初孙冶方病危期间，为表彰孙冶方对经济理论的卓越贡献和弘扬孙冶方勇于理论创新、探索真理的精神，他向孙冶方的老友梅益、薛暮桥、钱俊瑞建议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得到积极响应。他还当面说服孙冶方同意成立这一基金会。1983年6月基金会正式成立时，他把当时䃼发给工资全部捐献给基金会。基金会成立的头二十年，凡有难事要事都是他想方设法去出面解决，为使基金会评奖等工作顺利开展，逐步扩大社会影响，徐雪寒殚精竭虑，可以说，他是孙冶方基金会早期工作的顶梁柱。

怀念徐雪寒同志

作者 | 吴敬琏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高级学术顾问，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三、四、五届获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5年4月27日下午，接到薛老女儿薛小和的电话，说薛老发生肾衰竭病象，恐怕不久于人世，徐雪寒同志也陷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我和周南立刻赶往北京医院。进到雪寒的病房里，他像是睡着，我俯身在他耳边说：“雪寒同志，我是吴敬琏，我来看你……”

只见一滴清泪从他的眼角滑落。同时监护仪上血压数字也开始向上跳动。我从母亲去世前的情况推测，这也许并不是吉兆，深怕惊扰了他，便赶忙退出。刚刚离开医院，就听到他永远离开我们的消息。

雪寒同志是革命前辈，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然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横逆，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念念不忘的是人民的利益。直到晚年，他对自己一生多舛的命运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怨艾之情，却常常自责“于人民、于祖国没有尽到匹夫之责”。

听说徐雪寒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孙冶方师遭到批判的时候。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位批判者说孙冶方有一个老朋友叫徐雪寒，他在前几年“生产价格争论”时写信给孙冶方，表示支持他已被贴上“错误观点”标签的“生产价格论”。人们要孙冶方交代，这个徐雪寒是什么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孙冶方说，徐雪寒是新四军在上海的情报工作负责人，不清楚现在在哪里，也许这封信是从海外捎回来的。十几年后雪寒来到经济研究所，我才知道，当时的雪寒正身陷囹圄，信是从监狱送出来的。

1979年，《经济研究》编辑部来了一位“保外就医”的瘦削老人做校对工作。他正是徐雪寒。没过多久，编辑部的同仁就对这位老人议论纷纷，认为他是一位很有些奇特的人。他寡言少语，工作却极其认真，竟然把自1956年创刊以来的《经济研究》杂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且把一批从来没有人发现的错别字一一标出。1984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发现有一位常务干事就是雪寒同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对我的情况非常熟悉。

徐雪寒与夫人朱光熙

原来，雪寒的夫人朱光熙是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读书时的老师。那时，她和雪寒东西悬隔，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做地下工作。1939年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我们家疏散到了重庆江北一处居民自建的新居民点。社区邻里推举我母亲筹办一所“江北新村小学”供居民子弟就读。雪寒夫人告诉我，当时我母亲请她为江北新村小学推荐教师，朱老师介绍了一位地下党教师任职，后来就做了我们的国文老师。回想起来，正是这位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的故事。过去我自己也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会写出一篇论百团大战的作文。经朱老师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其中原委。在朱老师那里，还保存着我和她的其他巴蜀小学学生，如邹家骅、邹家骝（后名邹竞蒙）等人的照片。

这样一层关系自然使我们之间有一种更亲近的感情。我从徐老的手中接下了原来归他领导的财政金融组的工作，但是遇到有关财政金融问题我还是随时向他请教。雪寒给我的印象除了对工作一丝不苟之外，就是由于异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具有的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知识。他在20世纪30年代做地下工作时，创办过新知书店，还开过钱庄，也做过经济问题的研究。从《徐雪寒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在1949年以前发表的26篇经济论文，涉及火柴、蚕业、邮政、铁道、航空、农村、关税、工业、货币、棉纺业、财政、粮食、价格、市场等等诸多经济问题，而且许多发表于3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1953年大区撤销后调任中央外贸部副部长。1953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一文，是1955年他在外贸部副部长任上被逮捕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经济文章，而再一次发表文章是在26年之后的1981年。

雪寒同志从少年时期起就参加了革命。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努力奋斗了一辈子，备受磨难，既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也坐过自己参与创建的国家的牢房。但是，在坎坷之中他仍然坚持青少年时代的理想。他几乎没有参与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作，那时，他被关在监狱里。但是，在那“左”祸横行的年代，他就凭着自己对于经济运作规律的理解，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从牢房里发信支持孙冶方的改革呼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他更是一位热情而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和实行家。在改革遭遇意识形态和“左”倾思潮的阻碍时，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他利用在党内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利用自己丰富的经济知识、特别是金融方面的知识辅佐自己的老朋友、老战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为中国改革做出精心的设计。像80年代中期的银行改革方案，就是在他的帮助下由薛老提出的；1987年重建交通银行，也是在他的力主之下得以实现的。

雪寒离休以后，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逢年过节，我都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和朱老师。有时他也托人带信把我叫去，让我向他介绍经济发展的情况和问题。看得出来，他虽然精力已经不济，但却对国家的发展事事关心，对于反通货膨胀、反腐败和政治改革的进展等等念兹在兹。

当雪寒的老好朋友李慎之先生逝世时，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在悼文中对慎之先生做了一个“老派共产党员”的评语。我不知道这个评语对于慎之先生是否妥当。但是我想，它对雪寒同志是再贴切不过了。他在解放后历尽浮沉，但是他没有因为身居高位而忘记了人民的疾苦，也没有因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消磨为人民求自由解放的斗志。他始终保持着当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的那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他最为痛心的是这些年来日显猖獗的腐败现象。他经常痛心疾首地感叹：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人民才拥护我们，让我们掌了权、当了政。没想到现在腐败这样严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这种挥之不去的忧国忧民之心，使他在晚年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雪寒参加革命早、地位高，经历沧桑。我总劝他写回忆录，可是他不肯写，甚至连自己的往事都不愿再提。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不在意，在意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988年，他为自己的文集所写的后记中曾经讲述自己毕生的两件憾事：

“现在，老了，病了，要搁笔了，有两大遗憾时刻难以忘怀。一是，1940年在重庆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其博大精深，深为倾折。但没有好好学习，认真研究，加以宣传。像中国这样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生产力非常落后，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然后才能创造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使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新的希望，欢快的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对以通货膨胀来促进高速度增长的思路是存疑的。但自己又没有精力详细研究，正面阐述，为那些正在向正确道路探索前进的思路摇旗呐喊。真是感到难以弥补的遗憾啊！”

雪寒一心牵系着国家的命运，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显示出了高尚的人格。我非常尊敬他，也深深地怀念他。

文章来源：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编：《怀念徐雪寒同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

1989年1月10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评奖委员会主任薛暮桥（前排中）、

基金会理事徐雪寒（前排右二）、基金会副理事长刘国光（前排左二）

与参加第三届评奖工作的同志合影